“废止中医”议案首起波澜

　　“废止中医”议案首起波澜

　　南京政府首次卫生会议，留学生提“废止旧医”议案

　　孙中山逝世前后，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。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，国人对这样的辩论，已经毫不陌生。4年后也就是1929年，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，全国性的医疗体制确定在即，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倍儿高潮。那一年的2月23日至26日，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，向来倡言“废止中医”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，目标直指“废止中医”，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《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》。

　　余岩认为，出于四个原因中医必须废止：一，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“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”学说是杜撰的;二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，荒诞无稽;三，中医缺乏诊断方法，不能调查死因，进行疾病分类，无法防疫，更不能“强种优生”;四，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，阻碍社会科学化。

　　余岩为政府“废止中医”设计了自认为“渐进有效”的手段：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，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，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，不再接受新的申请;同时禁止中医教育。这个提案的奥妙在于，等登记在册的中医病老死后，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，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。会议倍儿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——《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》，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，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，规定“不接受新的中医登记、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”三条措施。

　　“废止中医案”通过，引发中医请愿团持久抵制

　　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“废止中医案”的消息，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。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，商议组织抗议活动。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，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。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，如中医确有疗效，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，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。

　　事已至此，“废止派”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，表明主张，力陈“废止中医”的必要，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，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。中医界提出，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——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，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，而且，一旦议案变成事实，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，势必影响社会稳定。

　　西学引留学生对中医全面批判

　　存废之争中，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走不出维持中医现状的老套路

　　回顾70多年前的争议，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。余岩等人推动的“废止中医案”并未真正实施，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，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，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，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，另外，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，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。汪精卫、褚民谊等人主张废止，而谭延闿、于右任、陈果夫等政要主张保存。中医仿效西医，在存废之争中，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，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。